创业以来，是我过去18年以来睡眠最好的一段时光。
九章智驾正式启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日，但筹建始于农历正月初二。这篇“一周年回顾”文章的初稿写于2022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
正月初一这天早上，我六点钟起床，在外面散步一个小时，回到家后，其他人还没起床，我吃了一碗方便面后便很快进入“战斗状态”。正月初二早上，我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
下午，我想过去陪刚两岁零七个月的儿子在客厅玩一会儿，他问我：“爸爸，你咋不工作呢？” 我问：“难道我就只能工作吗？” 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最后一个音特别重，确实是感叹号）儿子已经把电脑等同于“工作”了。前几天，他想玩我电脑，就对我说：“爸爸，我也喜欢工作。我最喜欢工作了！”我想起去年有一次，我问粉条儿同学“你啥时下班”，却被怼了一句：“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来，你都是跟你的键盘‘指头儿告了消乏’啊！” 确实，这就是一个“公号狗”的日常。我在创业前的生活状态就是如此，在创业后就更加如此了。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九章智驾走过了第一个年头。接下来，我将以两篇“流水账+碎片化思考”对这一年的心路历程做个简单的回顾。 这是第一篇。2021年元旦，我跟当时还在阿里达摩院的许良吃个了晚饭。当时，阿里的无人物流小车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阶段，许良正在找新的方向，我们达成的共识是，许良加入我当时所在的汽车科技媒体。元旦假满后，我帮许良投递了简历和求职信。那天吃饭的时候，许良随意问过我一句：“你手上的客户资源这么多，有没有考虑过要自己再做个新号？”当时，我坚定地说“不可能”，并列举了几大理由。尽管自己再做个新号的话，我的收入“翻两番”都不成问题，但当时，我所在的平台已经是在自动驾驶产业影响最大的媒体了，这是我更看重的；何况，在收入上，老板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老板自己都是“零薪水”，并且，直到那个元旦，老板自己的薪水比我还低。在告诉许良“我不可能再做个新号”的同时，我心里还在想着“如果你只是打算在这里过渡几个月就辞职单干的话，最好还是别加入了。”不过，到了1月底，我在盘点了自己日常的工作内容和状态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进入瓶颈期了，弄不好，马上就要进入“中年危机”了。于是，我花了三天时间做出一个决定：春节后辞职创业。具体怎么做，我还没想清楚，但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在内容上更加聚焦，在商业模式上摆脱对广告客户的依赖”。在正式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许良也不知情，但我已经默认“许良肯定会加盟”。在决定做出之后，我聊的第一个合伙人是孙利，尽管当时尚未确认过许良的意向，但我却忽悠孙利说“许良已经同意加入了”。在邀请另外几个朋友加盟时，我也是这么忽悠的。腊月二十八，当我告诉已回到济南老家的许良“年后辞职创业”的想法时，许良的第一反应是“卧槽卧槽”。在收到我的邀请函后，他并没有明确回复yes或no，但我还是默认他“肯定会加入”。许良是在2017年11月看了我入行后写的第二篇深度文章后加我微信的。当时，他还在待业期，过了一段时间，听他说是拿到了菜鸟无人驾驶部门的offer，即将从上海搬到杭州。2018年3月份，我写关于线控制动的文章时，还曾拿大量的问题向许良请教（许良曾经是泛亚的底盘工程师）。期间，我在回杭州的时候，还找他一起吃过饭。在稿件最终发布前，我还把完整版给他，让他帮忙提修改意见。此后，我跟许良的互动越来越多：在我结束在北京的学习正式返回杭州后，有一次有投资机构的朋友来交流，我还请许良一起参与；2019年3月份写低速物流小车相关文章时，我也找许良请教过；2019年底，许良打算进入一个投资机构，当时还让我帮忙推荐好的投资标的；2020年正月，在口罩最紧缺的时候，许良还送过我30只口罩。但此前，我们都没想到日后竟会一起创业，只能说是一系列偶然之后的必然，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吧。后来，我们给公众号取名字时，孙利的提议是“要有科技感，比如，可参考‘量子位’，借用一个物理名字”，我们想了很多版本，最终采纳的是许良提出的“九章”。公司名称“迭代引擎”，也是许良起的。许良提出这个名字之前，我也想用“迭代”这个词，但不知道怎么搭配，便放弃了，当许良提到“迭代引擎”这个组合的时候，我们一拍即合。2021年除夕，春晚看了一半，有朋友约我正月初二去上海聊聊融资的事情，我当即给许良留言。许良那时还在济南，原本准备初三之后再返回杭州，收到这个信息后立即改签了高铁票。我本来没打算这么早就融资，“先自筹资金干，一年后再融资”。但腊月29下午，这位朋友在一个行业微信群里看到了我发的招聘信息“求会写文章的工程师”后跟我打招呼，我遂把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告诉了他。然后，他问我要不要融资。我说：“现在啥数据都没有，估值不好谈，不适合融资。”但这位朋友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我：“如果有融资，组建团队会更容易。”对我们来说，资金倒是其次，向创业经验丰富的朋友寻求指导意见才是更关键的，于是，在正月初二，我们7个人从13：30一直聊到19：30。 当然，这次只是交流，我们正式启动融资，要到8月中旬了。我很快意识到，在招聘和融资时，平日里不善言辞结结巴巴的我，竟也能连续讲两三个小时还“意犹未尽”。那天上午，我还跟一个有过创业经验的朋友聊过，他的建议是“自己不要出注册资金，等融资到账之后再去交出注册资金”，但我对这个建议“百分之一万”不认同，是我自己要创业，为啥自己不肯承担风险，而把所有的风险都甩给投资人？跟许良一样，这位在第一时间把我推荐给投资机构的朋友，也是在2017年10月份看了我入行后发的第二篇深度文章加的微信。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吧。“冥冥之中”的，不仅是许良和这位在融资上帮助过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初中同桌葛占国和高中同桌方世鹏。2009年下半年，在我刚进入制造业做销售不久，这两位老同桌就建议我进媒体。他们说我言辞犀利，经常一语中的，可以“去凤凰卫视做评论员”（当时，凤凰卫视还很风光）。尽管由于我对自己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度不自信，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我开始考虑，也许纸媒比较适合我。2007年11月，我由于交不起房租，从上海逃到了昆山，在葛占国那里蹭住蹭吃一年半，竟然一直厚着脸皮没有提出要分担一点的意思。甚至，直到他结婚之后，我离开江苏到成都，手上还留着他们家的钥匙。话说，正是在我蹭吃蹭住的那两年，当时正在创业的葛占国同学开始带着我了解商业社会，他是我了解商业社会的启蒙老师。他对我知识结构的影响，大概相当于复旦的王德峰老师。发创刊词的两天前，葛占国同学借给了我10万块钱，一个月后，我用这笔钱交了一部分注册资金。这就是我们的首笔启动资金。而方世鹏同学，就更加神奇了。自高中毕业后，19年来，我们在学业和工作上都没任何交集，但2021年5月份，他突然在高中同学群里说，马上要从部队退役了，比较闲，想给我们兼职写稿子。我从来没看过这家伙写的文章，对他“到底啥水平”也一无所知，但还是很欣喜地跟他通了个电话，推荐了一个选题。我本来没抱多大希望，但方世鹏同学的行动力真是强，大概十天后，他就发了一篇写线控转向的文章给我，写得还不错。 我们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开发出大量的兼职作者，但实际推进起来很难，没想到，第一个兼职作者竟然是老同桌。不过，后来结算稿费的时候，这厮竟然拒收，说是他知道我们在起步阶段还很穷，想无偿支持一下我。我估计这家伙是打算等我们以后有钱了再“开个高价”吧。那个春节假期，我还花了2天时间写了“创刊词”，就是4月初在自动驾驶圈“刷屏”的那篇《我们的命运，三分靠打拼，七分靠产业红利》。这篇创刊词，为我们带来了2400多名种子用户，这是我们的“第一桶金”。坦诚地讲，创刊词的传播量和带来的新增用户远远少于我最初的预期，但用户愿意跟我们互动的欲望，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自动驾驶各细分赛道及供应链上一些缺乏光环却非常优秀的"长尾公司"纷纷找到了我。我们的一个投资方，也是在看完创刊词后联系上我的。后来，这位投资人也给我们介绍了好几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令我意外的是，4月3日，在看完我们的创刊词后，一位我在2016年采访过一次、仅有过一面之缘（平时在微信上也没什么互动)的做公益的前辈给我转了2万块钱（不是投资哈)，并叮嘱我"买台好的电脑"吧。为提高生产效率，我随后安排旧电脑和手机"提前退休"。创刊词给我们创造的最大价值是：当时还在长城汽车技术中心的陈康成在看完创刊词后决定辞职加入我们——康成甚至提出“可接受半年内没有收入”，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康成在6月上旬正式加入。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内部有人说创刊词太长了，很多人都读不完，需要删减一下，对此，我表示坚决不认同。我在过去十几年写作，一直有一个标准就是“坚决不迎合阅读能力差/浮躁的读者”，结果便是我的读者质量一直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我坚持不删减的另一个理由是：“创刊词的一个使命是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们，但一个连1.7万字的鸡汤文都没耐心看完的人，会有能力写出1万字的深度文章吗？这样的人，适合加入我们吗？”其实，最开始，“创刊词”并不在我的规划中，我原来是打算写一篇硬核文章“冷启动”的。我完全没有认真地想过“要写一个创刊词”，只是写鸡汤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换一份工作，就忍不住会对上一段经历做个“系统性的总结”。称之为“创刊词”，只是为了给我写自己心路历程的鸡汤文找个“名分”而已。有一次，粉条儿同学问我，为何当年在追她的时候执意要写一封1.6万字的情书，我是这么解释的：
“情书并不是手段，不是为了追到你才写，哪怕不写情书就可以追到你，情书我也照样会写；或者，哪怕写了情书也追不到你，我也照样会写情书。因为，我觉得，我对你的感情，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价值，远高于‘追到你’这个结果。”实际上，早在9年前，就已经有人毫不客气地戳穿了我这一小心思:“你以为你是在追我吗？不，你只是在践行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体系。”9月中下旬招聘期间，在跟兰斯琪聊的时候，我第一次透露了“创刊词不是有意识规划的结果，而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发表一篇鸡汤文”及“情书这个‘思想体系’比‘追到你’这个结果更重要”这一逻辑。 当时，斯琪说，她也是这样的人，觉得“写作本身就是目的”。我知道很多“有真本事”的人是看不上写作这件事的，但我会毫无顾忌地说，我对写东西是有信仰的。2017年7-9月份，我特别渴望去做投资，理由竟然不是这个职业能带来多少回报，或者有多少光环、能积累到什么资源，而是“我发现很多做投资的人对产业理解很深，能把文章写得很好”。我每次去面试的时候，也都是这么解释自己的动机的，当然也被嘲笑了无数次。只要你对自己做的事有信仰，就不用担心别人的嘲笑。当然，写作只是我1.0版的信仰，我2.0版的信仰是自动驾驶，3.0版本的信仰是“收集数据、迭代算法”——这两个版本的信仰，我将在本文的后半段“对行业有感情——使命感”部分及“周年回顾”系列的第二篇《数据收集得不够多、算法迭代得不够快，就“没人喜欢我”》一文做详细的阐述。修改的时候，看到这里，我才意识到，我们真正的第一桶金，并不是创刊词，而是对写作、对自动驾驶、对求知的信仰。后来招聘时，一些对自动驾驶产业不熟悉的候选人经常问“你们的竞争对手是谁”，我回答说，做跟我们同类型业务的机构很多，但真正的对手，我认为很少，也可以说“没有”。我说这个话的底气在于，能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信仰，并且达到我这个程度的人“凤毛麟角”。在过去十几年里，“你有没有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是我评判人、选择朋友的“第一性原理”，所以，我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力有足够的自信。创刊词写完之后，我很兴奋，主要不是觉得“读者会很喜欢”，也不是觉得这篇文章能为这次创业做出“多大贡献”，而是“我自己看得很爽”。跟年轻时写情书一样，写自己心路历程的鸡汤文，最主要的读者，永远是作者自己，其核心价值在于“自我陶醉”，至于其他的，顶多算是“附加值”。接下来，我要琢磨的便是如何将这个“附加值”做大。而其关键则在于，如何扩大阅读量。我的微信上，自动驾驶产业及相关投资人总共有不到1500人，而且，我跟绝大多数人都没怎么交流过，真正会留意我朋友圈分享的人很少。所以，我决定等创刊词出来后“群发给所有跟自动驾驶相关的人”。群发文章链接这事佷讨人厌，但我在2016年干过两次，尽管受众是同一拨人，但配合分享的人还是特别多。这次，群发对象跟之前的人都不重合，想来应该也会很顺利。但我并不满足于只群发给这1500人，于是通过百度搜索买了一个社群运营软件“微客通达”，试图在行业微信群里“批量加人”，为了学会使用这个软件，我浪费了将近20个小时，结果，一个“好友”都没有加到。我彻底毛了——我被收智商税了。那个软件的年费是588元，对我这种穷屌丝来说，算是非常昂贵了。我去找客服投诉，没想到，每次投诉都是浪费时间，对方给出的都是各种不能解决问题的废话。当我威胁说要投诉、要曝光的时候，那个客服反倒打电话过来把我威胁了一顿：“我已经知道了你的IP地址！”这下，我认怂了。按我之前的“文人思维”，肯定会认死理，要“不惜一切代价”跟他们死磕到底；但我明白，这个时候，需要有“商人思维”，该低头时低头，哪怕因为一时的软弱而被人瞧不起。因为，创业者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面子、自尊这些东西做“无谓的挣扎”。被收割了一次智商税之后，我再也不敢在网上去寻找“批量加人”的软件了。我的思路调整为“多进行业微信群”，等文章出来后再往群里发。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明显比原先的“批量加人”性价比更高——你哪怕批量加了很多人，也“只敢”群发一次啊；但往群里丢文章，理论上可以是“无数次”。我之前不太喜欢群聊，只加了5个行业微信群，但为了推广创刊词，我认为自己需要“至少100个群”，于是，在3月中旬，我开始厚着脸皮给很多熟悉的以及不熟悉的读者留言，希望大家多拉我进群。有时候，一个新读者加我微信后，为了博得对方好感，进而争取对方拉我进几个群，我会先花个十几分钟跟对方“联络感情”，说实话，这不像过去的我，但现在，我也不排斥这样的事情。不得不说，朋友们真的非常给力，在不到两周时间里，我手上的行业微信群已经从5个增加到超过150个了——绝大多数，是自动驾驶行业的微信群，而不是“汽车产业”的群，因此，匹配度很高。其中，素未某面的《阿宝1990》的运营者丁前利“一口气”帮我进了差不多30个微信群。3月16日晚上，当时还在清华苏研院的赵长城给我留言：“你最近有啥动静吗？”对这句话，我感到很震惊。我翻了下聊天记录，上次跟赵长城交流是2018年4月份的事情了，创业的事情，也没有对几个人透露过啊，他是怎么知道的？长城说：“我看今天各种不同的人拉你进各种行业微信群里了，猜测你会有啥举动。”“这家伙的的嗅觉好灵敏啊，以后一定要找机会见见。”我刚这么想，赵长城说，他加了差不多300个行业微信群了，所以，我进去的那些群，跟他重叠的不少。好家伙，这个诱惑足够大啊，我开始盘算如何抱上他的大腿了。4月1日晚，我和孙利在北京办完辞职手续之后到苏州高铁新城跟赵长城吃饭，席间，赵长城还带过来一个朋友，就是挚图市场部的张磊。这俩人在后来都给予我们很多帮助。那天晚上，我跟孙利在宾馆对创刊词做最后一轮修改，一直改到次日凌晨一点半。4月2号上午，我们按约定去试乘了轻舟智航的Minibus，然后，到11：40，我在苏州北站推送了创刊词，然后打算把链接先群发给将近1800个联系人、再群发到150个行业微信群。此前，朋友向我推进过一个群发软件，但我还没学会怎么用，因此，只能手动群发。微信一次群发给200个人的那个功能被封掉了，我只能使用每次群发9个人的功能。1800个用户，我总共需要发200次。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会这么容易，因为，隔一会儿，系统就会提醒你“群发太频繁了，休息一会儿”吧， 如果不服从警告，就会出现发送失败的情况。我测算，差不多每群发17次就需要休息0.5-1小时，按这个节奏，我完成全部群发，实际上需要差不多10个小时。我是12：40就到杭州东站的，本来，坐地铁半小时就可以到家了，但我当时群发正在“劲头”上，怎么可能回家？一回家，时间肯定就被孩子占用了，还怎么继续群发呢？我给我妈电话解释了一下“我已经到杭州了，但现在还不能回家”的原因后，就在杭州东站匆匆吃了一碗面，然后又开始“热火朝天”地群发了。为了确保这种状态不被打断，我在中间甚至憋尿一个小时没有去上厕所。到18：30，群发只完成了60%左右，但我得回家了，准备吃完饭后再继续。儿子已经有三天时间没见到我了，一见我回来，他就扑过来让我抱他，连放个包的时间都不给我。我打算把他放下来，先把包放好。他抗议着：“下去，下去”。 但他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其实是“上去，上去（到你怀里）”。本来，“上来”“下去”他是分得清的，但在相隔几天后再见到我，他已经激动得语无伦次了。饭后继续群发。到了晚上九点，1800个人的群发仍然未完成，但我在那个时间点，我已经“不敢”继续了。这个时候，我转而去处理一个个“好友申请”，并跟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半。第二天，我完成了剩下的好友群发，也完成了150个行业微信群的群发。除我自己的努力外，焉知的创始人彭详旭等朋友还用自己的号帮我推给了创刊词。两天后，创刊词的阅读量突破了1.3万，带来的种子用户超过了2400。1800微信好友+150个行业群+240个种子用户，这就是九章的“资本原始积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为了防止自己的个人号因群发太频繁而被微信官方封号，我提前向“卓师兄”支付100元购买了“通讯录备份”功能，但由于那几天一直没有跟客服约好具体处理的时间，这个服务我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幸好，腾讯后来并没有封我的号。“资本原始积累”是完成了，但是没有人啊。由于种种原因，许良要5月底才能从阿里辞职，所以，4——5月份，能全职参与的只有我和孙利两个人。幸好，我手上有三篇稿子，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发表，现在只需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了。这可以算是有一些“备稿”吧。我们正式推送的第一篇文章《L3级自动驾驶落地指导思想:低速替代人，高速辅助人》，写于2020年5月份。当时，在看了大量中英文资料后，我初步断定这是“中英文媒体上对L3相关政策法规梳理得最透彻的一篇文章，甚至，里面的很多细节，是大多数人根本都没有注意过的”。我曾经为这篇文章在当时未能顺利发表感到深深的遗憾，但事后来看，这倒是一桩幸事——直到2021年4月份，它仍然具有“最透彻”“最稀缺”的属性。因此，尽管在这篇文章推送的时候，九章总共只有2400多名种子用户，但两周后，阅读量超过了6000，带来新增用户600多。4月，上海车展前，还有个自动驾驶公司COO打电话给我，说老板在车展上的主题演讲中会用到我文章的标题，我连忙解释说：“这个标题不是我的原创，是李*克*强老师论文里面的观点，我引用了一下。”（但文章的精华，在标题之外。）这让我确定，只要内容足够稀缺，我们就根本不用着急，不用担心影响力。在上海车展上逛了两天后，我开始真正确信，九章智驾在自4月2日启动后不到三周内，取得的成绩已远远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期。那两天，我跟孙利在一些展位上跟一些"陌生人"递名片时，对方经常会主动提起我们在上周发的《关于激光雷达，投资机构和车企感兴趣的12个问题》一文。感觉有点像O2O。后来，我在公众号《孤独大脑》上看到了一句话：“误将自己的运气当作实力的人，将面临更多实力检验；误将自己的实力当作运气的人，被给予更多运气。”无比认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此刻，前面提到的《L3落地指导思想》一文在九章公众号上的阅读量已经超过8200，这可能是一般人“想不通”的——通常，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在第三天之后就没有新增流量了，但我们几乎所有的文章，在几个月之后还会有不少人看。一个原因在于，从十几年前写鸡汤文开始，我就不会为了短期内的阅读量去琢磨什么“写作技巧”，而是更关注它的生命力，“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从未为了追求流量而去迎合任何读者的情绪，我一直坚信"层次越高的人，越不喜欢被迎合""迎合读者，就等于默认读者是傻子，本质上是侮辱读者"。在这种价值观的约束下，我曾"牺牲"了许多流量，但赢得了那些最卓越的头脑的尊重。坦诚地讲，在每篇文章发出后，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厚着脸皮在各群里推广，扩大传播量，但在写的过程中，我心中只有"有用、有意思"这个原则，完全没有"流量"的概念。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以“生命力”“能经得起时间检验”为指标来给文章打分的话，从十年前算起，我写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打100分。九章智驾公众号上的文章当然亦是如此。我很老实本分，但我也经常吹牛、唱高调。我吹牛的时候从来不担心被打脸，因为，我的性格过于保守，我都是先做到，然后再吹牛的。5月份，由于没有备货，我们面临着产能极度紧缺的尴尬。6月份，许良和陈康成都全职加入了，产能稍微缓解一些了，我们才敢去接洽新的客户。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面临的困难，始终不是客户太少，而是人不够用、产能紧缺。以至于从8月底开始，我和许良都减少了在业务上的时间投入，而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招聘。然而，招聘是我至今为止经历过的最难、最累的工作。实际上，从去年春节前夕开始，我就感受到了组建团队的艰辛。腊月二十九晚上，即正式把创业计划告诉许良并收到他“卧槽卧槽”回复的次日，我专门从杭州跑到上海，拜访一个不仅从未见过面、而且在微信上也没有聊过的工程师，希望对方能加入我们。我在一年前看到过这位工程师写的文章，觉得特别好，但双方平时并无交集，但腊月二十八早上，我突然想到了这个人，然后，迅速向朋友打听她的微信号。在拿到微信号后，我意外发现，对方早在一年半之前就加过我的微信，但我们却一句话也没说过，我也没改过备注，不知道“她就是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对方留言，希望能见面聊聊。那种“害怕被拒绝”的心情，跟年轻时约自己暗恋对象是差不多的。腊月三十早上，我在安亭跟某自动驾驶公司的朋友吃早餐，听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赶往苏州。当天中午在苏州，跟联合汽车电子的一位“有意向加入”我们的工程师吃午饭。下午，跟一个前同事在苏州站附近聊了两个多小时。除夕，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19：00了。当然，我在两天前特意去了一次银行，已经把给所有人的红包都准备好了，因而并没有“慌乱”。2020年初，我还在上一家公司时，曾视频面试过一个女孩，老板和我都觉得不错，打算等疫情结束后让她去北京上班，但等疫情结束之后，那个女孩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在打算做九章之后，又去联系这个女孩，想了解一下她的规划。但我无比失落地发现，我已经被她删除了。换做之前，对已经把我删掉的人，我的做法肯定是及时把对方也删掉，或者有时图方便，干脆拉黑（免得对方又“加回来，再删”），但这次，我只能是装作啥事都没发生过，重新加回去，争取电话交流的机会。那段时间，看过一篇鸡汤文，作者说，“创业、哪怕是做点小生意，也能让人的道德修养提高”，我对此表示强烈认同。3-7那几个月，没有专门招人，我们暂时轻松了一阵子。但进入8月份之后，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初创公司招聘的艰辛了。8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和许良在杭州东站边上的茶馆中跟候选人聊了四个半小时，从20：00一直到次日0：30，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一点之后了。9月份我们有80%的时间都花在招聘上。经常是一天5-6场。有几次，面试到后面，我这个一直精力很充沛的人竟然也打瞌睡了（许良跟奚少华深聊的时候，我确实在打瞌睡）。然而，所获甚少。简单地说，看不上我的，远远多于我们看不上的。有一次，我在朋友圈发了下面一段话：
求职时，对“稳定”的过分追求，在本质上，就是对公司命运的关注超过对个人成长的关注，即担心公司会死掉，却不怎么担心自己的技能停滞不前，更不必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因为“能力过于稳定”而被淘汰。有如下两个极端情况：1.公司比较稳定，或者是快速成长了，我的能力却“固化”了；2.公司破产了，但我个人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有远见的人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种吧？有一次，我对一个在我们跟一个大公司之间犹豫不决的候选人说：“大公司给你的钱多，是因为那个事情价值大吗？不是，是因为事情的精神价值小，你干起来很痛苦，那些钱，是对你作为一个螺丝钉所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补偿。我一直认为‘农民工工资就应该比大学生工资高’，也是这个逻辑。”这个观点，把我自己给搞嗨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再犀利的观点，也无法解决招聘中的困境。以前自己找工作的时候，老是处于“没人要”的境地，我就觉得“用人单位”很强势；等我自己成了“用人单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用人单位”才是真正的“弱者”。我慢慢明白，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在用人单位眼里还算不上人才——自己简历上唯一的亮点是“照片PS得很漂亮”；而当我去招聘的时候，我在人才眼里也算不上好的“用人单位”。还有，阿里女员工指控“遭性侵”案中“张某妻子”的长文以及李靓蕾怼王力宏的文章，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文字功底深厚、思路很清晰、逻辑严密，可以招过来做编辑啊。当我们决定招聘一个媒体代运营的同事时，由于人实在难招，我想起晚上一个被斥责为“恶俗”的段子“抄底教培女生”。段子的大意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就请去找被裁员的教培女生，她们现在正处于人生低谷期，需要关心，很好追。 虽然这个段子被抨击为“价值观不正”，但我还是从中找到了“灵感”。于是，我们就以“教培”为关键词来搜索，就这样，许良“打捞”出了兰斯琪。在看完简历、通过电话之后，许良很兴奋地说：这个小姑娘不错。家在上海的，但愿意在公司附近租房，说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许良的兴奋是有理由的。许良之前在杭州买房的时候，就是在公司边上选的。我虽然在杭州有房，但从来没有在里面住过，因为我认为租房可以保障我老婆上下班更近。 我倾向于把人分为“时间价值高的”和“时间价值低的”，并一直认为，时间价值高的人就应该“居住地跟房产解耦”。因此，单凭“家在上海，但愿意在公司附近租房”来看，兰斯琪也跟我们是“同一种人”。后来当面跟兰斯琪聊时，我们三个人都花了很多时间“列举相似点，套近乎”。9月27日上午，接到兰思琪"同意加入"的回复时，我和许良、陈康成正在北京中关村采访，由于过于惊喜，接下来的采访中，我数次走神，听不进对方在说什么，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重复提问。斯琪问我“办公地址在哪里”的时候，我这个“二货”给的回复竟然是：“现在还没有办公室，你先去给咱们租办公室吧。”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也担心让一个连入职手续都没办理的女生去租办公室这么“不靠谱”的要求会把她给“吓跑了”，但在当时，我实在是别无选择。起步阶段，我和许良家都在杭州，孙利在上海，大家一起办公并不现实，因此，我们决定“全体在家办公”，并且，早期的招聘条件里面也有一条是“能接受在家办公”。陈康成全职加入之后，也是在保定办公。6-8月份，在上海的几次重要采访，都是我和许良、孙利共同参与的，这样有助于大家的快速学习，也正是几轮高质量的采访下来，我意识到，陈康成一个人在保定办公，不利于交流学习，因此，我随即征求康成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来上海办公，房租和往返的交通费用由公司承担。康成答应了。随后，我们于8月底在浦东康桥离孙利家近的地方租了办公室。尽管租办公室的初始动机只是为了给陈康成学习提供便利，但既然有了办公室，就也得兼顾以后其他同事的需求。康桥的办公室位置不太好，不仅偏，而且离地铁远，这对日后的招聘很不利，因此，许良提议把办公室的位置改到虹桥火车站边上。这个提议很好。所以，在兰斯琪同意加入的时候，办公地点真的是“尚无”。兰斯琪尽管答应去找办公室了，但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对进展如何是“一字未回”。这个时候，我猜测了两种可能性：1.被吓跑了；2.已经在找办公室了，但在没有价值的答案之前，不愿意做无效讨论。 我更倾向于后者。事实证明是， 答案是后者。24小时后，她在群里发了3个选项，次日，又发了4个选项，并写明每个选项的优劣势。办公室很快就定下来了。由于女生通常特别看重“稳定”，对初创公司心存畏惧，因此，对兰斯琪决定加入我们、并能在入职之前就帮忙搞定办公室，我的反应是“受宠若惊”。再次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当然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敢告诉斯琪：“你刚进来的时候，公司账户只剩6万块钱了。11月份的工资，是许良个人搞的信用贷款，再借钱给公司发的工资；幸好12月份发工资之前，融资到账了，有惊无险。”在9月底，我跟许良说的是“账户没钱了，可这事千万别让斯琪知道啊。”尽管我在招聘的时候并未向任何同事画过饼，但我还是经常担心自己能力的局限性让那些本来打算“造大炮”的人进来后一直在“拧螺丝”、让别人失望。在决定创业之前，我并没有思考得特别细，但在斯琪决定加入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也是我们持续做好这个公司的重要动力之一。继兰斯琪之后加入我们的奚少华和刘嘉俊都特别优秀。少华入职一周后就跟我一起去采访，但他提的有些问题，却是我入行半年之后才能问出的；在入职第二个月，他写的东西，质量已经超过多数券商写的研究报告了。刘嘉俊在咨询行业的痛点及改进措施上跟我有着高度共识，而他在入职之前，已经开始以很高的标准参与到我们的招聘工作中了。7月份，我跟葛占国同学说：“我招人就不看教育背景，高中生我也会考虑。”结果被怼了一句：但我看你的招聘标准，完全就是为北清复交的人量身定制的啊。
有一次，在boss直聘上，有个女生给我留言说：从招聘标准上看，这个团队对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想得很清楚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会随着公司的发展阶段有所调整，但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哪些底层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十分确定的。 有心的人应该会发现，我列出的18条标准中，只有第5、第7、第16、第17这3条是具体的“业务能力”，另外14条均是对无论做哪个行业的哪个岗位都无比重要的“底层能力”。对这两者的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后者相当于OS，而前者则相当于这个OS上面的一个个APP。因此，在实际考察的过程中，我认为，对4项“业务能力”这个标准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但对14项“底层能力”，则绝不能妥协——这14项能力不行的，基本上是“无论干啥都干不好”。招聘标准严格的一个好处是，考核可以做得简单一些。对我们这种阶段的初创公司，我认为设置一套复杂的KPI很不合适。最重要的是，招到有自驱力的人，而“需要被管理的人，则应该马上被开除，不拖累别人，是一个成年人最基本的修养”。在这种每个人的工作负荷都很重的初创公司，我们也不赞成严格的考勤制度。我们没有因为哪个同事临时请过假就去扣绩效工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之前经常想，我几乎所有的晚上、周末及节假日都在工作，也没拿过加班费，如果某个工作日的上午，我去处理了一件紧急的私事，你说要扣我一部分工资，那你这个制度不是很傻逼吗？不同于大公司习惯于把人当“工具人”，我在工作安排上，从未把任何人当“工具人”，我通常都会争取对方意见，问你“有没有兴趣”。如果没兴趣，做起来很痛苦，那就别做了。（关于这一点，我在本系列第二篇的“作者第一、用户第二、客户第三”部分会有更详细的解读）前段时间，少华去外地参加一个公司的发布会，他已经到目的地时，我才听许良说“少华其实不想参加发布会，觉得浪费时间”，我知道后立马就跟少华通电话，并且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不想参加这个发布会，让你受委屈了。以后，如果我安排的工作，你没兴趣，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可以直接说，我们再看看怎么调整。”当然，少华给我的解释是，他不是不想参加发布会，而是不想参加“只是单纯赶场子，没有采访”的发布会。我说：“这个我非常理解啊，我也不喜欢参加这种发布会。那好了，以后接到发布会邀请时，可以跟对方商量约采访，如果能约到就参加；如果约不到，就不参加。毕竟，我们的时间价值很高，没有必要去赶场子。”最近，我们在招聘时，也有一个候选人提到了“不想参加没有采访的发布会”，我想，这大概是深度文章作者的共同期望吧。我把之前对少华的答复给她又讲了一遍。我之前跟好几个候选人聊时，对方都会提到“刘嘉俊跟我说，九章的工作氛围特别好”。是的，这一点我敢毫不谦虚地承认。就我长期以来的观察，工作氛围能比我们更好的团队，很少。我们的工作氛围好，跟我内心里“小肚鸡肠”和“玻璃心”的一面有莫大的关系——小肚鸡肠和玻璃心都是弱点，如果利用好，它们就是很大的优点。比如，小肚鸡肠导致我对任何涉嫌不公平的行为都非常敏感、容忍度极低，因而能在第一时间里将其扼杀，这便有利于创造公平、平等的氛围，进而避免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劣币驱逐良币”等扯淡的现象。比如，玻璃心导致我对别人的“情商低”“同理心差”“攻击性”等特征很敏感，我的情绪经常“比林黛玉还林黛玉”（尽管我很少会表现出来，别人也很难察觉到），但与此同时，我的同理心也非常强，即默认“别人都跟我一样玻璃心”，因此，我在跟别人沟通时，经常会让别人“特别爽”，哪怕是批评，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此外，由于极度厌恶那些耍小聪明、侮辱别人智商的行为，我一直在努力地打造极致透明、极度坦诚的企业文化。至少，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因为我极度真实，别人会觉得沟通成本很低。A.2015年春节前的年夜饭上，我在滴酒未沾的情况下对即将辞职的副总编辑说：Z总啊，当初在招聘的时候，是你在L总面前进谗言，想把我淘汰掉；半年后竞聘时，又是你给我投了反对票，害得我差点失业。因为这些，长期以来，我都对你充满敌意。但在你即将退休的此刻，我应该是在场的人中最舍不得你离开的那个人，因为，你真的很懂我。长期以来，我都是宁可喜欢懂我的坏人，也不喜欢不懂我的好人，而你，就是那个懂我的坏人。后来，"懂我的坏人"这个词一直被一位同事视为“经典”。前几年，去巴九灵面试，面试官问我对工资的期望值是多少，我说：“长期以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因为缺乏自信，不敢谈薪水，所以报价长期低于自己的能力，吃了不少亏。现在，我也不知道薪水要多少合适，你就看着給吧。”后来跟一个同学聊起此事，同学说:“你这么真实，要么让人恨之入骨，要么让人相见恨晚。”12月份在苏州跟一个候选人聊时，我很坦诚地说：说实话，此前，我并不倾向于来见你，因为在微信上跟你聊时觉得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我也给其他人说“这个人不必跟进了”，是许良说了很多你的“正面信息”，我才想，我也许是错了...... 尽管他后来并没有加入，但那天晚上我们确实聊得很愉快。我在很多几年前就意识到，我的真实，对很多人有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因为，不够真实的人实在太多了。并且，这种真实，是一般人很难学习到的。除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外，我们对别人利益的尊重，认为同事/潜在同事的个人前途比公司利益更重要，也是我们“工作氛围好”的一个关键原因。这一点，我在去年7月份的《好工作的最关键指标：场景有多复杂、数据量有多大、杠杆率有多高》一文找中已有详细分享，在此，我们再举两个例子——我们内部，工作相关的讨论主要在企业微信上。起初，用企业微信的动机是方便社群运营，但我发现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好处是“把用户都加到企业微信上，就可避免员工离职时把客户带走”， 但过了两三个月，我突然觉得“其实没必要”。一个同事离职了，如果用户、客户都跟着这个人走了，那肯定就是他更有能力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服务；平台如果没有提供比离职同事更好的服务，那用户、客户就“应该流失掉”。我们应该是靠企业文化留住人，并通过每个人都在业务能力上“一专多能”来降低个别人离职对公司运营的影响，而不是“严防死守”。有个家在东北的朋友在我们这边兼职，薪水不高，却帮了我们大忙，我们是希望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加入我们的，他也有这个意向。但有一次，看到两家自动驾驶公司有个岗位比较适合他，我就把他的简历推了过去。 把他推出去，我们是要遭受重大损失的，但由于他的收益超过我们的损失，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干得值”。二．“人际关系的深度决定幸福程度”——九章与自动驾驶产业“人际关系的广度决定成功程度，人际关系的深度决定幸福程度。”2015年6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一场沙龙上，一位校友在演讲中抛出了这么一句。当时，台下的我瞬间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成功但很幸福了”。不过，彼时，我的“深度人际关系”都是我靠业余写鸡汤文及微信朋友圈的各种“胡言乱语”积累起来的，而工作本身，却对我的人际关系毫无帮助，尽管我在工作上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业余的鸡汤文。当时，我在一家以城镇化为主的政经杂志工作。2016年上半年，我从成都回到上海，加入一家知名度很广的泛财经媒体，刚拿到offer及刚进去那段时间，我是有一种“阶层晋升”“走上人生巅峰”的感觉。这里的报道方向，我确实很感兴趣，并且，在这个平台上，我在半年内积累的知识，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总和。但半年后，我开始产生几个困惑:1）跟之前做政经类杂志时一样，由于每次写的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阶段接触到的资料难以打通，无法形成深度积累，这导致，尽管我一直写得很累，但文章的质量并没有多大提升。甚至，文章发出去之后，我自己都忘记自己究竟是“东拼西凑”了些啥鬼东西。2）不聚焦导致对我任何特定话题都缺乏深度理解，专业水准不够，因而也难以赢得采访对象的尊重——在采访对象眼里，我就是个信息的搬运工而已。 有一次采访一个给迪士尼做配套的公司，我花了五天时间写的稿子，那个老总看完后说：“你对动漫完全不了解，纯粹瞎写。”我后来再让对方提修改意见，他彻底不回复我了。这事让我格外受伤——你的专业水平不行，哪怕你给对方“白嫖”（蹭流量）的机会，别人也不愿意。3） 抛开我因为专业性太差而被一部分采访对象看不起不说，哪怕别人并没有鄙视我，也是“见过一次，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我以后可能就不再会写这个方向了。跟读者，就更没有交集了，我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读者究竟是谁。由于我们写的东西往往只是读者的社交谈资，却并非刚需，并且，由于前面说的“专业性无法保证”，我没有足够的魅力吸引读者主动找我交流。另一方面，不同于垂直媒体的读者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泛财经媒体的读者其实是“吃瓜群众”，或者说是“吃瓜群众中的特定群体”，我们也无法主动找到读者去交流。尽管每篇文章的流量都不错，但我和读者之间都没有任何互动，没有交流学习的机会。 这其实不是在某一两个泛财经媒体会遇到的问题，而是在任何“不垂直”或“不聚焦”的平台上（比如各种咨询公司）都会遇到的问题。2. 在垂直领域深耕，会有更多的“惺惺相惜”与信任2017年10月份加入《建约车评》，是我第一次进入垂直媒体，此后，我发现，工作方式、质量及幸福感都跟之前大不一样了。首先，由于一直深耕这个领域，平时看到“日后可能有用”的素材，我都先收藏起来，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行了。结果是，素材收集成本降低了，但文章的质量更高了——反复接触同一个题材，专业性就会提升。我至少有10篇文章的素材积累跨度超过12个月。最“离谱”的是，我在2021年5月份写的《软硬件解耦太难，英伟达越来越像Mobileye》一文，素材积累始于2018年1月，总共历时40个月。其次，在垂直媒体或产业智库上，由于我们的专业性足够强，并且由于足够聚焦，专业性一直在持续提升，采访对象及客户、读者不会把我们当成“信息搬运工”，而是当成“产业研究人员”、“专家”，甚至是“产业生态中的一员”。 尤其有意思的是，读者跟采访对象、客户往往是重叠的，大家的交集很多，互动会很频繁。互动越频繁，对彼此的优点了解越多，越容易惺惺相惜，因而，信任成本也越低。腊月二十九晚上，23：20，车右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张洪滨还在给我解答一些专业知识。末了，他发了一句拜年信息：新年进步。虽未谋面，看到这个“甚合我意”的拜年词，我愉快极了。
之前，在招聘时，我曾有两次跟候选人说：我是一个同理心很强的人，但我也经常很任性地在晚上十点钟之后（有时甚至是快十一点了）向一些产业内的朋友请教问题，因为：1.我默认“大家都是一样的极客，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不觉得在这个时候谈工作是一种负担，你不会觉得自己被我打扰了”。2.我默认“咱俩关系很铁”——平时，在工作之外，不少人会跟我聊起自己的家庭，自己跟老婆、女朋友、父母之间的关系，这应该算是“很铁”；当然，多数人并没有跟我聊过很私密的话题，但基于“大家都是一样的极客”，我会默认“我们彼此惺惺相惜”，进而默认“咱俩关系很铁”。《影子模式，是不是被神化了》一文写好之后，我发给张洪滨、崔迪萧、王浩伟等5位产业内的朋友帮忙把关。这相当于，这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首席架构师都成了我们的“兼职编辑”，尽管我并未支付费用。 有的朋友，在新创业项目的筹备早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已经有很多次，有读者在跳槽之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哪个方向更好”“收到了这家公司offer，值不值得去”。（这些人中，不仅有刚入职场的小白，也有500人团队的领军人物。）2020年3月份，有个同济大学的应届生，问我“智加怎么样”，我给他列举了几条“这公司值得去”的理由。后来，我就把这事给忘记了。2021年11月初在 苏州高铁新城约他交流，原以为他还在同济智能汽车研究所，当得知他在智加的时候，我竟然“很惊讶”。 直到2022年1月份翻了之前的聊天记录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加入智加跟我有关。有一次，有个还没见过面的读者问我：“我拿到XX公司offer了，这家值不值得去。”我赶紧回复他：“我现在在距你不到3公里的地方参加发布会，待会儿见面聊。”见面后我跟他说：“有很多公司送我文化衫，我都不好意思穿；但这家公司，我上次采访走的时候，主动要了两件他们的文化衫。”然后，这个朋友说：“你们这么说了，那我肯定要去了。”这位朋友又问：我抛开家人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常驻，是否可以请求公司再给一点额外的补偿？我对他说：“站在求职者的角度，我非常理解你的诉求，但站在雇主的角度，我又觉得不太合适。也许有的员工，跟老婆关系不好，老婆恨不得让他‘滚得越远越好’， 他也乐得走远一点‘躲个清净’，这些人当然不会因为要离开家而申请一笔补偿。所以，你希望得到一笔‘远离家人补贴’，在本质上就是，‘因为老婆更爱我，所以，老板应该多发我点工资’。” 我曾推荐一个原本在华北地区居住的朋友去一家在昆山的公司工作，半年后，他说自己其实是希望搬家到昆山 ，但做通老婆和岳父母的思想工作很难（担心在新城市的新工作“不稳定”），我还给他支招：“让你老婆别只看‘稳定不稳定’，还要看‘痛苦不痛苦’。比如，‘你目前所在的城市，合适你的工作机会比较少，万一哪天遇到个傻逼领导或同事，天天给你你穿小鞋，你憋得很难受，却也没法跳槽，因为实在无处可去，憋得时间久了，人就抑郁了。这可能就是稳定的代价。但去合适的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城市，看领导或同事不爽的时候，逃离就比较容易。”我这个思路是比较独特的。哪怕没有真正说服别人，最起码也是有启发性的。前面说过，《软硬件解耦太难，英伟达越来越像Mobileye》一文的素材收集“经历了40个月”，最早是在2018年1月份，当时我做自动驾驶报告，筛选了“10位关键人物最有价值的观点”，其中有2条是余凯讲的“软硬一体，高效协同”“软件公司会去做硬件，硬件公司会去做软件”。我筛选出的这些观点，最终并未被采纳到到报告中，但这并不影响我仍然将其视为“最有价值的观点”存放在一个单独的word文档里面。2019年下半年，我就想到了一个选题“英伟达正在变软”，但一直没时间写，就是每次看到素材后就先藏着掖着，最终在2021年5月抽空整理出来。直到2020年8月份，还有一些投资人跟我说“地平线喜欢玩概念”“余凯忽悠”，我回应道：我不懂技术，没能力去评判别人是不是在玩弄概念，是不是在忽悠，但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思维方式——“我对别人的成功没概念，也不关注，如果哪个投资机构在不强调价值、没讲业务逻辑的情况下跟我说哪个公司一年增长了10倍、谁的身价涨了多少，我会特别不屑地‘呵呵’一声；但作为一个‘把所有书都当哲学书来读’的人，我很容易被别人的思想俘虏，甚至可以说是对有思想的人‘毫无抵抗力’。“而且，我一直认为，思想这个东西，对错与否、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启发别人思考。实际上，长期以来，在评判别人的思想观点的时候，我的原则一直就是‘宁可错得深刻，也不要对得肤浅、对得平庸’。”换言之，在我这样一个没有功利心的人眼里，余凯的那些观点，哪怕是忽悠，只要逻辑能自洽，就算”忽悠得有水平“，我就服；哪怕他错了，也是“错得深刻”，至少要好过“对得肤浅”。当然了，结合英伟达、高通等大厂后来的所作所为看，那些人之所以认为余凯是“忽悠”或“玩概念”，其实是因为，在当时，余凯的观点超出了这些人的“理解能力”。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too yong,too naive，轻易地就“被余凯洗脑了”。（接下来，我在本系列的第二篇《数据收集得不够多、算法迭代得不够快，就“没人喜欢我”》一文将会提到心智单纯的人与心智复杂的人决策模型的差异，以及我“被余凯洗脑”的后果是什么。）有不少人都会跟我说：“你们好像跟地平线走得挺近的啊。”我说：这是因为我们三观一致。我并不否认，在很多时候，我就是地平线的“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地平线“不领薪水的编外员工”。为什么？因为，我在跟地平线的接触中，发现他们聚拢起了一批非常理想主义的人。在去年7月底的征程5发布会结束后，我花4天时间写了一篇《地平线越来越不把Mobileye当竞争对手了》，很多自以为能“看穿一切”、实则不明真相的人来问我：“地平线给了你多少钱？”我都会底气十足地说：“没收钱啊。我只是对自动驾驶芯片产业的格局一直在关注，在参加完他们的发布会后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这个时候，对我而言，如果不写点东西系统性地整理一下自己过去的思考，那参加发布会简直就是‘太浪费时间了’；只有写点东西，才会让我觉得参加这个发布会是‘不虚此行’。”为什么有的人看见别人说谁不好就断定是收了竞争对手的“黑钱”，看到别人说谁好就断定为是‘收了很多广告费’？本质上，还是因为价值观太低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彻底的“利益导向”。而我做事的思维方式是“数据（写作素材）导向”——这个事情，如果能让我写出一篇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高质量文章，那它就是“值得做的’；反之，则不值得做。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借用朋友员杰的话就是“人跟人在精神上是不平等的”。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算给地平线投简历，问我“你怎么看这个公司”，我说：“我文章里面写的东西，就代表了我的真实态度。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我的判断未必完全准确，在短期内，也许会有一些偏差，但这最起码代表了我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 换做那些思维方式是“你收了多少钱”的人，他们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吗？去年下半年，看到余凯在接受赵福全老师采访时说的“我们并不追求把企业做到多大,而是希望成为一家追求幸福感的企业”时，我的心理活动是：是既共鸣又郁闷——共鸣的原因自不必多说，郁闷的原因，就像是自己脑子酝酿了一个好的想法，但论文竟然被别人“抢先发布出来了”。这种“三观一致”，我在自动驾驶圈经历过不少。印象最深的是辰韬资本GP、于万智驾CEO萧伊婷。去年6月底有一次，在跟潇伊婷交流时，针对一些自动驾驶初创公司的短期行为，我说：“创始人如果自己有一些财力，就不必着急做一些to VC的短期项目，更容易立足长远；相比之下，很多初创公司有一些短期行为，也不是他们甘愿如此，而是自己条件限制太多，他们只能如此，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寒门子弟是难有诗和远方的’。”但对我的说法，潇伊婷并不认同：“我们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连融资都没有，但还是‘饿著肚子坚持著诗与远方’。”尽管她并不认可我的观点，但我还是很兴奋，因为，我就有过漫长的“饿着肚子坚持着诗和远方”的经历。在2009-2010年间，我的QQ签名就是“穷困而不潦倒”。甚至，在工作安排上，如何让团队成员在这份工作中干的事情对他的下一份工作有加成，我的理念也是跟萧伊婷不谋而合。
去年正月初三，我在微信上给很多大佬留言，希望他们能成为我们的“兼职作者”。我知道大佬们都很忙，也就没敢指望他们会专门给我们写稿子，只是说“哪天有文章要发了，希望能把我们作为首发平台”。4月份，上海车展期间的一个晚上，我收到地平线战略与生态副总裁李星宇发的一个知乎链接，这篇题为《造车2.0时代的十大趋势》的文章虽然首发于知乎，但作者在知乎上限流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九章是首发。那个文章在那段时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极大地提升了刚在起步阶段的九章的逼格。文中“to b与 to c的界限变得模糊”“车端算力强大之后，可以制衡云计算”这些观点，我至今印象深刻。2018年4月，我还在《建约车评》时，因产能紧缺，那时我们也提到“希望在产业里面找一些朋友成为兼职作者”，李星宇被同事列为第一个“人选”，由于种种原因，这事后来不了了之。但我从未想过，在3年后，李星宇竟会成为我们的“兼职作者”。不过，我看到这篇文章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文章写得不错”，而是“这个年龄的人‘竟然’还在玩知乎，童心保持得不错啊”。后来跟李星宇团队的人聊天时，对方也在无意间提起“李星宇的童心保持得很好”。在我的认知里，童心保持得很好的人，功利性就会比较淡，就更容易把创业当成“精神生活”、更有可能“坚持理想、顺便赚钱”。因此，对遇到童心保持得好的人，我总会有一种亲切感。前段时间，在和李星宇聊到建生态的话题时，我还说：建生态这种需要细水长流的事情，就一定需要我们这种功利性比较淡、关注别人的利益超过自己的利益的人才能做好，如果换做一个功利性很重的人，肯定会把生态给“做死”。跟别人说话用“我们”这个词时，总难免有套近乎的嫌疑，但我的原则就是“只有双方三观一致的时候才肯去套近乎”。B.“孩子的编程和吉他我包了”
这是智加首席科学家崔迪潇老师在九章创刊词文末写的评论，似乎是还嫌不够，他在个人朋友圈分享时又复制了一遍。
发创刊词的时候，我还没想到日后会搬家到苏州，到了11月底要搬家到苏州，我在给粉条儿同学做思想工作时，拿出的杀手锏就是“如果在苏州高铁新城定居，就有不少崔老师这样的高素质邻居”。崔老师在得知我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后，非但没向我索赔，还跟我说：“以后，孩子的编程和吉他课我包了！”春节前夕，在跟李星宇通电话时，我还说：这段时间，我经常觉得，我跟很多合作伙伴的关系也是“冥冥之中”——那种感觉，就当年像第一次认识一个女生的时候就预感“迟早会有故事”，过了几年，果然“有了故事”。我越来越意识到，人跟人之间的友谊能长久，最核心的因素就是“惺惺相惜”。也正因为“惺惺相惜”，我跟很多人、很多公司之间明明有利益关系，但这种利益关系丝毫不会伤及友谊的纯洁性。到此时，“人际的深度决定幸福程度”这个观点的“应用场景”，算是从我的业余生活拓展到工作圈了。此前，我一直觉得，我跟2011-2016几年写鸡汤文后认识的读者感情更深，跟自动驾驶圈的人更像是“纯工作关系”，但去年以来，我明显跟后一个群体的感情更深。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玩笑：
元旦前，跟几个自动驾驶公司的创始人及投资人一起吃晚饭，提及我们的产能紧缺，一位大佬说：“那可以竞价了，你就说‘我每个月只写两篇文章，价高者得’。”另一个人说：“我们可以把九章的产能（档期）包装成金融产品，我20万/篇买下来，然后再以40万/篇的价格卖出去。”微信上跟粉条儿同学说起这个玩笑，她很羡慕地说：“你在工作中认识的人咋都这么有意思啊！”这种工作环境，让我想起，有一天，儿子知道我要外出采访，便对我说：“爸爸，玩得开心！” 莫非，他的意思是，爸爸的工作内容就是“玩”？对极了！ 我在7年前就写过一段话：对事业，最好能跟有一种“闹着玩”的心态，才不至于苦逼。职业、事业与生活方式的“三位一体”，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有一次，粉条儿同学问我：“为什么很多体制内单位搞活动在周内，而你们却在周末？”我说：“因为前者的很多成员并没有多热爱自己的工作，所有需要在工作日搞活动来‘调整一下状态’；而我们无比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至于舍不得把工作日的时间花费在‘次重要’的活动上。”过去的大半年，我照镜子比平时多一些，因为发现自己明显已进入逆生长期，每多照一次镜子，就多增加一份自信。而“人际关系的深度决定幸福程度”便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去年正月初三，葛占国同学问我：“你觉得自己辞职创业最大的底气是什么？”我说：“我的价值观。” 他不太认同。他认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但不相信这可以成为你做好一件事的核心竞争力。在九章智驾创立半年后，我翻了《基业长青》一书，尽管只看了序言，但里面的几段话已让我“心有戚戚”：1.其实本书不是讲如何创建“可以”长青的基业，而是说，我们应该创建那些“值得”长青的基业——创建一家有内在品质的公司，如果它不幸消亡，那会让这个世界感觉若有所失。2.创建经久不衰的有价值的事物，是关于创建能对其所处时代产生深刻影响的公司，并且一直有着突出的表现。假如这种公司不复存在，就可能留下巨大缺憾，而这种缺憾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公司所无法轻易弥补的。倘若华特迪士尼在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战中被干掉，那世界上可能还会有主题公园，但没有一家能够提到迪士尼公园。我为什么会“心有戚戚”？我经常认为，九章智驾有朝一日死了，受害的并不止于我们自己，还有广大的客户、用户。因为，在可预见的期间里，我们提供的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文章、技术沙龙），都是无可取代的。在别人看来，这是自恋，但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基业长青》的序言里说，那些好公司都有一个特质：有自己的指导理念或精神，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超越了平凡，摆脱了唯利是图的短视行为。 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不仅如此，我还在内心里把很多好为人师地劝我怎么挣“平庸的钱”的人都给拉黑了。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画饼，在邀请其他合伙人入伙的时候，我没说过一句类似于"我们能赚多少钱"这样的话，相反，我反反复复强调的都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能活下来"。从我多年的观察来看，做内容产品，还是需要佛系一点的，坚持理想，顺便赚钱。急着挣钱的，没有一个不是快速走向下坡路的。在创刊词中，我总结自己过往的心路历程，几乎通篇都可以归结为“幸福感”，不谈利益。在招聘时，我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向候选人描述公司的“钱景”，而是会重点聊“使命感”“幸福感”等“很虚的东西”；等这些东西聊得差不多了，你有兴趣继续听了，我才会谈一下“我们怎么挣钱”。刚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太感性了”，但如果他见识过我给别人调整文章的逻辑和条理性时怎么死磕细节，就会明白，我其实可以“比大多数理性的人更加理性”。理性是什么？无非就是利弊权衡而已。 利弊权衡当然是要有的，但光有利弊权衡是不够的，甚至，仅有利弊权衡，就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啥区别了，因而在行业遇到挫折的时候容易“变节”。我更希望由使命感、价值感、归属感这些“非理性”因素驱动的候选人加入。甚至，在招聘的过程中，如果候选人说“很看好自动驾驶这个行业的前景”，我非但不会“很兴奋”，反而可能心存警惕，因为，我特别担心他误以为“这个行业以后很赚钱”，担心他是冲着利益过来的——更理想的候选人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无论前景如何，我就是要干这个......这样做，尽管会降低招聘效率，但也会快速淘汰掉一些功利心太重的人、筛选出一些有一定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因而可以避免团队“平庸化”。我很难用一个口号说出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但下面这些理念，都包含了我们的使命感。比如——我很认同在某个短视频上看到的一句话：创业，是解决用户痛点，提供别人提供不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为了赚差价；只赚差价的话，那是生意。 因此，我们在定业务方向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的，我们一律不做，不打价格战。培训课程的广告，其实没有什么利润，但我们推了好几次了，主要目的还是服务用户。
考虑到“大家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超过对公司命运、行业命运的关注”，为流量服务C端用户的职业转型，我们曾经开辟了“转型经验分享”专栏。后来“叫停”的原因倒不是“无法变现”，而是这个栏目的风格开始“鸡汤化”了。
尽管广告客户仍是当前的主要营收来源，但是，那些“对员工不好”的公司，我们坚决不合作。很多公司通过我们做PR的诉求就是招聘，我们替这样的公司做广告，就是误导人才加入了一个不好的公司，这样，就辜负了读者对我们的信任。“让客户满意”=“向客户交差”。让自己满意，才是我们做事时应该有的标准——需要“层层加码”。任何带着“向客户交差”的心态做事的人，都是不值得尊重的，在我眼里，这些人都是“工具人”。虽然因工作关系，我的微信上加了很多这类人，但基本不记得对方姓名。有一次，某一个在大公司干久了的同事在参加完论坛说：“这个赶紧弄完给他们个交代就行了。”结果，他被我diss得一塌糊涂：“我们的目标，应该不是让客户或合作伙伴满意（交差），而是让自己满意！你对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要求？你想不想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招聘某个咨询顾问的时候，是我先见的面，我聊了5分钟之后，许良到了，候选人去接电话时，许良问我，怎么看对方，我断定“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最关键理由是“她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有的人来谈合作时说:"你们有很多资源。"我说:"我们只有用户，没有任何资源。"在我眼里，用户不是资源，而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学习的对象。你把用户当"资源"，就等于你老是琢磨着怎么收割人家。我常常担心自己会“意外死亡”，而关于意外死亡，我最担心的三件事情是：1）家人遭到巨大的伤痛，生活上无人照顾；2）攒了好多有价值的素材，还没顾得上整理成文；3）几个由自己主导的业务变成了“烂尾楼”，相关客户和同事都很被动。有一次，某CEO及CTO均出自德系Tier 1的域控制器公司的朋友说：“我们老板觉得很委屈，我们已经盈利了，为啥估值还不如一些一直在亏损、甚至生死未卜的L4自动驾驶初创公司高？”笔者开玩笑说：“因为，在投资人眼里，你们公司没有‘科技感’，缺乏光环”。 与很多互联网背景的自动驾驶公司创始人、CTO通常都是能说会道的“段子手”，甚至“自带网红属性”相比，很多传统Tier 1背景的创始人往往都是“老实巴交的工程师”，不善言辞，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所创办的公司的投融资部门及市场部工作人员，也是不善言辞、一见到投资人及媒体就“不知所措”的理工男。这导致，这些公司的价值可能被严重低估。但当自动驾驶从讲故事的阶段过渡到拼工程能力的时候，这些公司的价值会凸显出来。我们也要多关注这类公司。我们做事情首先就是价值驱动型，大的主流媒体都是盯着有光环的公司来做，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服务好“没有光环的公司”。一些公司通过我做PR时总会释放出一些diss友商的“猛料”，我都不会写进去，但素材我全部保留好，下次再采访那个被diss的公司时，我会把这些问题全部抛出来：你们的客户和同行（但不会具体说这个同行是谁）说了，你们的产品有这些短板/问题，你们有办法解决吗？有一次，一家公司专门花了2个月时间去解决我“转达”的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非但没有伤害任何一家公司，反而促进了行业进步。机缘巧合，我们跟连续创业者交流更频繁一些，因此，难免拿学者创业、初次创业者跟这些连续创业者比较，结论就是“初次创业者的短板非常多”。这些也基本属实，但有两个原因是：1.信息不对称。2.连续创业者普遍情商更高，更善于跟媒体打交道、向媒体展示自己的长处，而初创的很多工程师在这方面比较弱。 想通了这一点后，我便决定，今后在评判初次创业者时，应该留有余地。要给那些能力不足的创业者足够的包容，甚至在有机会有条件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一个自动驾驶方案公司的朋友跟我讲：我们算是见证了地平线一步步长大的过程。不过，之前，地平线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对对方各种diss，觉得他们的产品跟那些成熟的芯片厂商的产品没法比，没信心；直到今年下半年，我们才开始对他们另眼相看。我说：跟人一样，一个公司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之前，你的同事们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跟三十岁的人比“谁更牛逼”，这证明他们完全没能力去评判一个公司的“可成长性”啊。平庸的人、势利的人永远都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但有判断力的、有信仰的人应该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几天后，我看见地平线总裁陈黎明博士也在微信朋友圈也提到了这句话）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某某公司”，我说：老实说，我没能力去评判人家的技术和产品，因为我自己并不懂技术，而且我也不是用户。但跟他们接触下来，我觉得这帮人是很靠谱的。在我看来，只要人是靠谱的，哪怕走了点弯路，现在产品遇到挫折，这也不是啥问题，因为，靠谱的人都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相反，倘若人没那么靠谱，只是因为“运气好”，在某个阶段暂时拿下了比别人更多的订单，那它就仍然就是一个“烂公司”。之前在跟同事讨论公司的价值观时，我特意加了一句“不势利”。我认为，过于结果导向去评判一个人、一个公司，就是很势利的。我在参加工作的早期就发现，领导竟然会让一些仅仅因为运气好就拿到个大订单的员工来做“经验分享”，我心里就纳闷：这种人怎么能当领导呢？一个公司很有光环，但我不认同他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就会保持距离；有些好公司，遭到了某一些挫折，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疏远，也不会担心因为跟他们走得近了日后被“打脸”或者遭非议。写完“不势利”这段，我想起两件事：
（1）2015年春节，一个经历了仕途起伏的体制内兄弟在回复我的拜年短信时说：你的存在，让我感到，即便我到处攻城略地，也照样有人敢鄙视你；但哪怕我战至一人一马，也不必乌江自刎。（2）那年夏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大学同学代表单位参加省级竞赛，拿了第一名，回来后，领导比当事人还兴奋，不仅发短信祝贺，内部还给补个奖，其他同事也各种起哄，但我这个在办公室唯一跟她有“学缘”的人则反应很平静，基本上是一幅“你拿不拿奖，跟我无关”的冷漠态度。对，“冷漠”这个词，用得绝对恰当。“你拿奖了，我并不会因为评委给了你一个高名次就过分高看你；倘若你没拿名次，我也不会低看你。”经我这么一解释，同学说：“倘若我这次没拿奖，领导和其他同事会什么反应，就很难预测了。”因为我们有上面这些“使命感”，很多合作伙伴在跟我谈合作时，都会提到一句：之所以找你，是因为我感觉到我们是“同一种人”。 这算是最高的评价了。在过去的将近一年里，我们被将近10家客户及合作伙伴视为“自己人”，经常私下里一起聊一些很机密的东西。有几次，我在阔别一年后跟某自动驾驶公司现场钻研场景的工程师们重逢， 有一种见到了“小学同学”般的亲切；有时候，客户会主动抬高价格，“你们刚创业，我们支持一下”；有一次，尽管合同金额“巨大”，但客户一方草拟出来的合同条款，竟然只约束他们自己而不约束我们，最终如何执行，全凭我的良心了；最近，也有客户直接说“我们一直是把你当自己人的”..... 信任成本低了，做事就很容易“所向披靡”。我是很容易“动感情”，虽然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每次享受到这一的待遇，我依然是“受宠若惊”。虽然从未刻意规划过，但我也很清楚，这么多人如此信任我，跟我的“佛系”有莫大的关系——我在处理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时，特别看重“你是不是我的真爱”。有一次招聘时，有一个候选人问我们跟其他媒体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我说：“有太多的媒体是‘给钱就可以上’，但我则是‘如果发现你不是我的真爱，给再多的钱也不能上；如果是真爱，不给钱也可以上’。此外，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就没有心思去‘算账’，直接去做了......佛系，不是不思进取，而是“顺势而为”。我过于佛系，但是，有很多产业里的朋友主动帮我们设计商业模式，大概是大家都有一种“这么有情怀的人，不该这么穷”的心理吧？去年春节期间，易咖智车CEO舒亮在知道我有创业的念头后对说：“以你的为人，产业里面的人是都很喜欢跟你交朋友的。”果然如此。在招聘的时候，我认为，候选人对行业的感情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对行业没有感情，就不可能有使命感。有一次，我让朋友帮忙推荐人，标准里面有一条“对行业要有感情，对客户要有温度”，朋友说：你这个要求太高了。我慢慢发现，对行业有没有感情、有没有使命感，其实不是“有情怀”或“没情怀”的区别，而是聚焦或不聚焦的区别。我在很早之前就发现，公关公司及很多咨询公司的人，做事的态度普遍是“向甲方交差”，我在跟甲方的朋友交流时提到自己的这个“发现”，他们都“无比共鸣”。起初，我认为是这些人的“职业道德不行”，但分析了一下，觉得我完全冤枉他们了——根本原因在于：通常，这种类型的公司，从创始人层面就不会聚焦于特定行业，因而对特定行业没感情。没感情，当然也就不可能使命感了。我们比这些人更有使命感，原因也不在于我们的道德水平更高，而在于我们更聚焦，而更聚焦又导致我们对行业的感情更深。同样，那些长期聚焦于特定方向的公关公司或咨询公司，就对行业有感情、对客户有温度，做事时也有很强的使命感。聚焦的时间长，互动多了，感情自然而然就深了。 春节前，我在跟一个候选人阐释这个观点时做了个类比：在农村时，我们经常说谁跟谁“关系很好”，但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关系好”真的就是“三观一致”“志同道合”“有很多共同语言”吗？不是的， 仅仅是因为机缘巧合，平时经常在一起干活，在各种“共同好友”的婚丧嫁娶上经常见面、在一起拉家常而已，是因为 “走得近”，然后才 “关系好”，而非相反。
（摘自未来春藤教育科技公司创始人喻颖正的公众号“孤独大脑”）
在职业生涯的上半场，我们都不停地“做加法”，到了下半场，是该“做减法”了。 如果你希望做减法、能聚焦，但现有平台不允许，那建议你来跟我们聊聊。
以下内容摘自我的微信朋友圈，考虑到鸡汤化的随笔有助于加深各位朋友对我、对九章的了解，我就附在文末。1.我坚定地认为，无论什么题材的文章，无论目标是什么，都必须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消费品"，要让读者有阅读快感、爽、过瘾。若达不到这个标准，则哪怕所有的功利性目标都能100%实现，在我眼里，它仍然是“不及格”的，充其量就是个"素材""资料""文件"而已。2.九章启动半年后，有一次在北京跟一个大学同学吃饭，对方问我创业后的感悟，我列举了很多条，其中有一条是“跟别人说话，把‘你’改成了‘您’”，同学听完心领神会：我也是要改一下了。3.以前在传统产业时，我经常发现，很多客户认为，供应商或合作伙伴不应该赚他的钱，最好是能亏本把东西卖給他；但在科技产业、咨询等知识产业，我经常发现，哪怕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很暴利，客户也不会觉得“你他妈的竟然赚我的钱了”，反而会很感激，觉得你帮了他大忙，“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你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高度稀缺性，另一方面则在于知识产品的杠杆率极高，你可能只需投入很少的时间就从客户身上赚了10万元(看起来已经很暴利了)，但实际上，你同时也帮他赚了1000万，甚至1个亿。4.我老婆说，安逸型、控制型、取悦型及力争优秀型四种类型的父母分别会对子女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她问我算哪种。我说，我明显是安逸型啊。她特别诧异，心里想的应该是：你难道不是“力争优秀型”吗？见她疑惑，我解释道：我一直认为自己做事是“很佛系”的，而不是力争优秀型。怎么讲呢？力争优秀型（所谓的“进取心”）是结果导向型的，即我哪怕没那么热爱这个事情，但为了结果层面的“成功”，我会“逼着自己努力”；而佛系则是指，我更注重享受过程，我这么“努力”，并不是为了追求结果上的“成功”，仅仅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的体验无比美妙，实际上，我对学习和工作的享受程度，跟别人打游戏、刷剧时的享受程度是一样的。我长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力争优秀型”的人往往活得比较痛苦，因为，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进而对结果不满意，然后便觉得“我怎么如此差劲”；相反，“佛系”的人可能是，哪怕目标是“60分万岁”，在行动上也会付出100分，结果，就经常会有惊喜，甚至会觉得“我怎么如此幸运”。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意外发现，一些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创业公司CEO，做事基本也是比较佛系，公司经营得很稳健，企业文化也很好。反而是不少“力争优秀型”CEO主导下的公司，很容易被高估值绑架，公司内部的矛盾也比较多。其实，从长期看，进取心更强，并不意味着“成功率更高”，反而可能意味着“死得早”。5.两三年前，我一度非常纳闷，为什么萨蒂亚.纳德拉在《刷新》一书中差不多有25%的篇幅都在谈“同理心”，而不是“管理”；直到过去一年多，在比较了不少初创公司的内部组织能力及外部朋友圈都跟创始人/CEO的同理心“高度正相关”之后，我方才恍然大悟。总体上，同理心差的创始人/CEO，跟团队成员是“长官”跟“下属”的关系，沟通方式是“命令式沟通”，遇到不同意见容易“恼羞成怒”，因此，优秀人才都会用脚投票，久而久之，只有“找不到更好下家”的庸才才会留下来；相反，同理心强的创始人、CEO，跟团队成员则是经常师生关系、决策者与智囊的关系、朋友关系，沟通上也特别坦诚透明，不仅决策失误率大大降低，而且，人才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也很强。2009年之后的很多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都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我甚至一度把写出类似的书当成自己的“最高目标”，但也一直没明白自己为何会对《道德情操论》有如此高的偏爱。最近突然想到，《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利他”，实际就是在强调同理心。前两年，我老婆换工作时准备进线下培训机构，我首先排除了所有的课外辅导项目，说这些“都跟素质无关”；然后，又排除了舞蹈钢琴美术等很多“兴趣爱好”及“才艺”类课程，理由是，如果没有功利心的话，这些东西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中它们都是“应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当“儿童情商教育”这个选项跳出来之后，我眼前一亮：这种摸不着看不见、也不能用来装逼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素质训练啊。在我老婆正式加入儿童情商培训机构之前，我说：心理学、情商教育，是一门“让人幸福的学科”。最近，在回顾《刷新》时，我又补充了一点：情商教育，更有利于培养孩子的“领袖气质”。6.股权/期权激励这种工具，如果用得不对，就会成为对员工职业生涯的一种伤害。比如，到某个阶段，他觉得这个平台已经不适合自己了，干起来很痛苦，尽管也有转型的机会，但对比了一下现公司提供的股权和期权，他发现转型的机会成本实在太高了，于是，就继续在现公司的现岗位上煎熬着。时间长了，就机能退化了、中年危机了，或者抑郁了，以后再想转型，也没有合适的机会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股权/期权激励应该给予哪些发自内心地“想在这干”的人，作为对真正热爱这份事业的人的一种奖励，而非用来栓住“我不爱你的人，但看在钱的份上，我舍不得离开你”。实际上，后一种做法往往会导致双输。我经常问一些创业者，你们靠什么留住人才，如果对方除了期权政策之外还能富有感染力地谈企业文化，我会听得心潮澎湃；但如果对方出了股权期权之外讲不出别的东西，我就“有点担心”。很多年前，我也觉得“企业文化”是非常空洞的东西，我甚至认为“只有骗子才喜欢谈企业文化”，但最近两三年，企业文化就是我判断一个公司好坏及前景如何的“第一性原理”。想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的一句话：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好的企业文化，聚拢起的是前一批人，而如果企业文化很糟糕、物质奖励却很丰厚，聚拢起来的便是后一批人。7..看见一个读者朋友圈发的一段东西特别有思想、有格局，并且，文字功底也不错，我遂突发奇想，看能不能把她招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进她朋友圈看了一下，竟无意间发现她保存的我之前写的一些东西的截图，其中最早的两条发于2013年12月4，那个时间点，应该是我用微信朋友圈发东西的第一周。看到自己之前写的这些东西，既亲切，又恍如隔世。我已经忘记这个读者是什么时候加我的微信了。最初的印象来自于2019年9月份。当时我帮我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并从自己的鸡汤号上导了一些读者过去，然后有个从未跟我直接交流过的读者在加我妈微信后留言说：“我是你儿子多年的读者，高中（或者初中）学历，长期在农村生活、全职家庭主妇，但受你儿子影响后，我过着与周围人截然不同的精神生活。”我点进她微信朋友圈看了一下，果然品味“比许多有硕士学位的人都高许多”简单交流过几句后发现，她的思路也特别好。去年下半年，在看到我发的一篇招聘文案后，她在朋友圈给我留言说：“我已经入职美团了，周五同事经常说我‘价值观很正’，但我想了一些，我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你。”（今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她前段时间获得了美团优秀员工奖）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得罪任何人的，现在，看到自己的这种坚持对别人产生了正面影响，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翻看了她朋友圈的很多内容后，我觉得这是个“很理想的候选人”，但聊了一下才知道，她已经从美团辞职创业了，做的是策划咨询方面的。我有些失落，但还是很高兴。愿每一个有进取心、三观端正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在很多年里，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说我“不适合创业”，我也认为自己“不适合”。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过这个念头，所以很好奇为什么别人会说我“不适合”。大家都认为我“不适合”理由在于：1.缺乏冒险精神；2.我缺乏远大的目标，或者说是“欲望不足”。但经历了过去一年的摸爬滚打后，我认为，冒险精神我并不缺，而缺乏远大的目标，反而可以确保我们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做一家“小而美”的公司。还有，之前我认为自己“不适合”的时候，是把具体业务能力看得太重，而忽略了底层能力的价值。过去一年的实践下来，我发现自己的底层能力还不错的：
1）同理心极强，为别人利益考虑很多；
2）情商高，说话艺术性强，能把很严肃的问题聊得很轻松；
3）价值观极其坚定；
4）专注度极高，抵御诱惑的能力极强；
5）永远充满好奇，对新东西的学习欲望及学习能力都很强；
6）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信仰，永远充满激情；
7）对自己的短板有清晰的认知；
8）纠错速度极快，面子为正确让位；
9）直觉很准；
10）“数据驱动”的思维方式；
11）自我表扬、自己给做做PR的能力很强。
其中，直觉准这一点，其价值是长期被低估的，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我之前写鸡汤文时，通常都是凭直觉先给出一个观点，然后再自己同时做正方和反方，通过“左右互搏”来论证这一观点的靠谱程度，多数情况下，那个靠直觉得出的观点都是经得起严密的论证的。还有，之前追粉条儿同学时，她起初没接受我，然后我就说：“你早就爱上我了，只是你自己尚未意识到而已。” 隔三差五就重复一遍，然后，她就被洗脑了。去年，她警告我：以后永远别对任何人说这句话。说是杀伤力太大了。此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直觉这么牛啊。后来的几次招聘，我发现，我们经过几轮面试和笔试得出的结论，跟我刚开始靠直觉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啥实质性的差别。尤其是，刚开始直觉是“不合适”的，如果后面再“心存幻想”仔细考察，失望就是必然的。不能凭直觉就录用一个候选人，但靠直觉来淘汰一个候选人还是可以的。何谓“数据驱动”的思维方式？这个我将在下一篇文章《数据收集得不够多、算法迭代得不够快，就“没人喜欢我”》中做更详细的阐释。